独处者

　　2007年，在北京门头沟拍《投名状》，碰巧遇上一个极冷的冬天。他到了片场，看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剧组工作人员，笑着说，“欢迎你们到地狱来，Welcome tohell。”第一遍用中文，第二遍用英文。每次拍摄结束，特效化妆师刘吉都要小心翼翼地帮这个“大胡子流寇”一根一根地卸掉胡须，苦于时间漫长，他索性拿起胶带，一提、一拔，一次性全部撕掉。

　　一次拍一个几千人的场面，副导演调动整个军队指挥前景厮杀，金城武拿一把短刀杀死一个将军，手上提着这个将军的假头，血浆一滴一滴的从头上落下，他从底下冲到上面，大声地喊“啊”。为保证像是刚从身体上切下来的，刘吉躲在土坡的后面，每拍一条，立刻冲上去往头颅里浇灌“血浆”。金城武看到那个演将军的演员还站在自己的旁边，觉得挺恐怖，但很好玩，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化妆间里，几个装水的纸杯已被当作烟灰缸使用，他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便携式金属烟缸，费力地打开，又塞进去了一个烟头。

　　演员金城武不太记得以前的事，但对自己的第一部戏一直记忆犹新，叫《草地状元》，在台湾南部的乡下拍摄。他坐四五十人的大型巴士，花三个半小时车程，睡了一路。半夜抵达片场，导演问：你来干吗，这里没有你。这里没有我？可没有回去的车。在小吃店花几十块钱解决了晚饭夜里一个人充满恐惧地睡在了一个四面都是镜子的宾馆房间里。

　　又去了很多趟，回来了很多趟。终于开拍时，只有一个镜头，对白“我哪有”。重复念了三十几次，导演重重地摔剧本。你不要不认真，他说“我哪有”，“我哪有，我很认真”。“我的对白也是‘我哪有’，那次印象蛮深。”他擅长场景描述，还要配合手舞足蹈，急于说出真相又似乎只是在自言自语。

　　与张艺谋、陈凯歌一起毕业于78级电影学院的录音师陶经是金城武少数几个大陆电影圈里的好友，金城武跟《十面埋伏》剧组里的人一起叫他陶爷，他则称呼他为小金老师，拍完这部电影的一两年里，金城武到了北京都会联系陶爷，约好一起吃饭，唯一的要求就是“今天我没拾掇，可不可以让来的人不要拍照”，相互熟悉了之后，也试图在饭桌上想引起话题，想让大家高兴。

　　“他的男孩气质很重，一是害羞，对于人情世故把握不好；另外是被动，每次一起拍完一起聚餐，他走过来，永远不知道自己应该坐哪儿，这个时候，如果你会说小金老师坐我这儿，他就很高兴地坐了过来，好像替他解决了一件很大的心事，一旦跟他接近了，每次在人群里见到你，都会自然而然慢慢地挪向你，和你会越来越好。”

　　乌克兰拍片空隙，陶经看完了两部100多集的韩剧，金城武则喜欢回到自己那个装着从日本买回来的各种各样电器的房子，“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和自我相处，但是他能够和自己独处，要是没有什么让他兴奋的人，对他而言，独处要比故意交往轻松，他知道一个人的时候该怎么办，也知道怎么让自己舒服。”

　　在家时，这位“宅男”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电动上，他们在东京有自己特殊的PARTY，一群“宅男”约在其中某人的家中，带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连上网络，各自对着屏幕，一起玩线上游戏。

　　他喜欢玩那些有自己形象的电子游戏，比如《鬼武者》，“很爽，很荣幸。哎呦！你的脸在里面，而且蛮好看的，武器不是你挥的，是别人在挥，觉得我好厉害。”不经常使用电视，但一旦打开，就会一直盯着，并对所看到的东西都产生强烈的兴趣。“如果介绍什么餐厅我就会去吃，然后试着跟老板也变得很好，换到台湾的购物台，看到这个扫把怎么这么厉害，还有那个洗什么的，真那么神奇？”营销小姐如果说“现在买就送”的话，就一定会忍不住赶快买下。

　　过了一年发现，对方还是不停地在电视里说：现在买就送。

　　提前从屋子里走出去的孩子7岁前，只会说闽南话，读日侨学校时开始使用日语，六年级小学毕业，作文题目是《我长大了以后》，他要当“超人或是警察”，台北美国学校学了三年英文，仍没获得书写汉字的能力，“没有一个很好，都只是会讲。如果在日本一段时间回到中国，讲出的中文会很奇怪，突然又要到日本工作，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说成这样。”

　　各种语言训练都算不上充分，回答采访的问题时，除了一些依靠灵活反应脱口而出的幽默，大部分话听起来都像一字一句斟酌过的书面表达，没有太多口语化的东西，咬字重且用力，以保证发音清晰，更信赖一种用笔写下来的交流，羡慕那些片场上的大陆导演，连着讲四、五句都很贴切，比如张艺谋，听他讲话就像看一部电影，这些看似很简单平常，他都难以企及。

　　1991年，以“中日混血”闻名台湾两三年之后，十八九岁才第一次到了日本。一进东京千叶机场看到很大的标语：“您回来啦！”语态是日本电视剧里等在家门口的妻子鞠躬90度，堆起一脸准备很久的笑容对待丈夫的那种，他在心里嘀咕了一句：我回来了？我才第一次来。

　　一直以来，台湾娱乐圈热衷于制造混血儿或有海外背景的偶像，生于70年之后，75年之前，与金城武同时代，至今著名的有李玟、王力宏、陶喆和黄立行。他的高中，台北美国学校，被娱乐行业始终看作洋范ABC与混血儿的宝矿，连同台塑老板的孩子，国民党高官的后代，邓丽君、费翔、何润东、潘玮柏这些娱乐圈耳熟能详的新老名字都在校友榜上。

　　建立之初，台北美国学校是为了让美国大兵的孩子在台湾也能接受美式教育，美军撤离之后，这所学校依然保持了全部由外国教师授课的传统，教育系统和美国相通，相当于美国大学的直通车，由于学校只收取具有外国国籍的学生，台湾本土富翁一直流行在比利时这种欧洲小国以购买土地的方式获得一个外国国籍，得以让子女顺利入学。

　　美国人离开之后的台北美国学校，被当地人看作“学英语最好的地方”，由于各种等级学费不同，在台湾的日本父母担心小孩英语过不了关，会先送子女到低档一些的基督学校补习一年再考，然后曲线救国。

　　“我永远记得，入学英语口试，出题人问：你有一亿美元会怎么办？

　　“那个数位我第一次听到，觉得他一定说的是一百块或一千块，我说，买玩具，买书，这个，那个……后来出来，见到另一个参加口试的人，聊到这个问题，他说：他会买一套房子送给他爸爸，我说，那怎么够买啊？！一亿怎么不够买？我说我完了。”

　　金城武离开学校17年后，菲律宾商人的儿子正熙在纽约意外地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两人相见时，金城武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有一点热烈，他看到我的时候很高兴，背一个书包，眼神和学生气质还是一模一样，让人可以迅速找回了以前和他做朋友的感觉。”

　　在高中时，正熙曾与金城武同时是排球队队友，十年级的时候，与另一名日本籍同学一起去新加坡学校打排球，三个人都是坐板凳的候补队员，同住在对方学校的学生公寓里，“每天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之前，他们两个一定要出去先抽个烟，我问你们为什么会抽烟，金城武坐在地上摆出很台客的样子跟我说，笑话，会抽烟才是男人！”

　　以“很男人”的名义，正熙从金城武手中接过了人生中的第一根香烟，对于自己当时的身份认知，他讲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当时台湾人认为外国的东西就酷。所以ABC们很受欢迎，记得有几个开了家在美国其实很低档的连锁餐厅FRIENDS，立刻就能在台湾年轻人之中迅速风靡。当时读美国学校的大部分都是黄种人，对于普通的台湾人来说，我们觉得自己是外国人。但每到暑假，台湾政府会搞一个叫做LoveBoat的活动，请一些纯正的ABC来台湾学中文，实际上这些未成年人并不用功学中文，而是来台湾喝酒，根本是放荡、玩，政府表面上不鼓励，可是基本上默认，想要鼓励他们搬来台湾，搞得像是台湾好好玩，搬过来这里工作啊。这个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自己是台湾人，对这些人很排斥，来我们这里放荡，大声讲话，觉得侵犯了自己的特权。”

　　而当年的美国学校，在很大程度上，确实给了那些暂时停留在这个刚刚开放十几年的宝岛上，身份混杂、外来家庭诞生的孩子们一个强有力的保护。高中毕业，正熙去了美国伯克莱公立大学读设计，“同学们也不是穷人，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比较REAL、朴实、更接近生活本身的人。他们有些要打工才能上学校，自己付学费，这种事情，高中时我根本不能理解，发现以前的学校太封闭了。”

　　金城武在纽约，两人几乎每天见面，“他自己一个人，身边没有助理，住很朴素的非星级酒店，穿一件格纹衬衫，佩戴墨镜或普通眼镜，进酒吧之前，会让另一个也在纽约的高中校友先进去看一看是否太多人，再一起进去喝威士忌”，那些夜晚让正熙与他纽约的朋友们印象深刻，每个人都很谈得来，金城武很开朗，又会让人觉得他平常并不总是这个样子。有一次谈到relationship，他问正熙有没有女友，正熙也回问，两个人哈哈一笑，都用“没时间”当作借口草草结束了这个话题。告别前，金城武向正熙认真询问了租车出行的方式，很仔细地比较了一番价格，在财务上显得十分谨慎。

　　十多年没有再见，正熙以自己的经验解释了这次重逢：美国学校的同学们分开之后，无论去了什么样奇形怪状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始终最认同高中的那一段友谊。

　　“我大学的朋友都很好奇，为什么你们高中同学这么久了还一直联系？我想不是我们这种经历与背景的人，最亲近的可能都是大学阶段的朋友，可是对我来说，高中的朋友却是我最亲的朋友，虽然我们现在兴趣、工作可能都不一样，但看到他们觉得时间没有变，身边很多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人，还是会选择自己高中的朋友结婚。

　　几个国外的孩子住在台北，这个高中好像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家，我们有过自己的一个世界，这种经验除了我的高中同学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

　　离开学校之后，金城武笑着说自己完全没有再运动过，当时的台北美国学校培养出了一群不同的孩子，但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这种不同，而是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成长岁月里，这个地方没有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不同。他们青年时代的那个世界仍然能够给人以幻想，提供自在、和平、时光，美之类的东西。

　　在那里，金城武没有读完高三，他的广告上了电视没过多久，便彻底离开了校园，像在一个屋子里准备一起长大的孩子，他是被迫推开大门，提前走出这间屋子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