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扛下主要的罪被判了七年，而他判了几个月就出来了。七八年后，弟弟出来了，龙哥去找他问他还要不要一起干，弟弟的精神却有点恍惚，反复说，他在监狱打死了一个人，那个人一直阴魂不散跟着他。龙哥不以为意，以为这就是一时的情绪问题，根本没上心。弟弟出狱四个月不到的一天，自杀了。

　　在殓房里，龙哥帮弟弟收尸，其他家人都不在场，他看着冰窖中的弟弟，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想，就告诉自己“所以要混得高明一点，下次不要再被抓”。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始终不时记起弟弟那惨白的脸。

　　弟弟去世后不久，香港的生态又发生变化了，打劫已经不是好生意了，黑社会被逼到黄赌毒这一传统的灰色地带了。龙哥仗着他树立的威信和脉络开始贩毒。“那段时间很疯狂的，我住的地方，大厅里、卧室里全是海洛因”。

　　贩毒终究还是东窗事发了，龙哥又一次进了监狱。等出来时，才发觉老婆已经抛下儿女跑了。龙哥带着儿女把老婆约在茶餐厅，谈了许久，老婆还是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他带着儿女看着老婆转身离开，女儿一直在身后叫“妈妈、妈妈不要走！”自己无能为力。“我第一次清晰地知道什么叫心痛，我也开始有点明白自己缺了什么？”“不是有人打你，但真的是万箭穿心”。“很多黑社会的人其实和我缺的是一样的东西”。

　　但生活的经济来源、朋友圈都是在帮派里。龙哥只是提醒自己，要对两个孩子好点，他坚持要和孩子一起住，这才发觉，原来两个孩子早把他像当仇人一样。“根本一句话都说不上”。

　　这样的生活一直过着，直到 2002年，龙哥知道自己的母亲患病在杭州治病，那是他最在乎的人了。“从小父亲就打骂我，我妈妈一直挡着，她对我是最好的。”当时毒瘾很深的龙哥，冒险带着足够量的海洛因，到杭州的医院去陪着母亲。母亲需要大量地输血，龙哥每天偷偷躲到一个地方吸完足够的海洛因，然后再去买一袋袋的血。“那血还是温热、温热的，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命。你知道捧在手上那感觉吗？”带的毒品不够了，龙哥不得不回到香港，而母亲也转到加拿大哥哥那边去住。回到香港没多久，哥哥却打来电话说母亲在加拿大病危了。加拿大的关不容易闯，他又控制不住毒瘾，一直在香港着急。知道母亲去世的那天，他又一次毒瘾发作，发疯一样不断撞墙，撞到头破血流嚎啕大哭，“我对着天上的母亲发誓，我一定不再过那种日子，虽然物质上要什么有什么，但太多遗憾了，那些遗憾像是在心里挖了一个个洞，什么都填不满。”

　　“干涸的池塘”

　　出卖、内讧——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香港黑社会的常有情节。一切事件的__根源是，生存空间缩小了。“政府成立ICAC就是个信号，那时候政府开始建立那些利益空间的秩序，一个个整顿过去，黑社会组织一点点退，退到最后，基本体系重新被政府把控了，大量组织解体，许多也没什么钱了，就开始用很不道义的方式。”“其实就像是池塘的水少了，为了生存下来，鱼就会相互攻击对方”。

　　“我加入那时候，还是很正经地举办了仪式，然后就叫你去打打杀杀，不过被砍到了，要自己去看病，自己掏钱。几次之后，大家也都明白了，就自己拉几个人一起，像施工队一样，自己去找项目找钱，比如有放高利贷的，有抢劫的。然后那些老大就只能用毒品去坑蒙那些更小的孩子，用毒品操纵他们做事”。

　　心思敏感细腻的郑牧师并不是多么专业的黑帮分子，对老大几次做法的质疑后，他就不那么当真地参与帮派活动了。和他从小一起玩的一个朋友，在他的眼前被砍死，直接触动着他想脱离。唯一的问题是，毒瘾成了把他捆在黑社会的一条绳索。“毒品又不是那种随便的商品，在菜市场都能买到的，它只能在黑社会的体系中买，一买，就又要和他们交往，然后买毒品的钱，一般正经工作根本负担不起，也只能套牢在这里。”

　　郑牧师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个尝试自我拯救的人，在他尝试脱离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如他一样清醒过来的到处寻找帮助，他看到许多人失败重新回去了，过几年就没了消息，“或许已经不在了”。成功了的那零星几个，都是选择了教会：“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从头到脚彻底重构自我的过程。”而他们后来也和郑牧师一样开起了针对黑社会的教会。

　　在他戒毒、走上神学之路的那几年，失去朋友的消息时常不经意地刺痛他。过一段时间，就听说从小玩到大，一起加入帮派的谁被砍死了，过几天，听说谁吸毒过量走了，又几天，可能又是谁自杀了。郑牧师没敢回去看他们，因为觉得当时的自己不够坚强，随时可能会被拉回去。

　　在郑牧师看来，这些曾经和他一起沦陷在黑社会的人，现在如果还不脱离，真是死路。“说白了，黑社会就是个利益组织。现在的利益不在这一块一块的地盘，而是一个一个领域，比如金融、房地产什么的。这些靠暴力方式的黑社会成员其实已经是被淘汰的一群人了，他们现在可以说活在夹缝中了。很多人都想逃离，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力量戒掉毒瘾，重新在这社会找生活逻辑。”他们就像即将干涸的池塘里，仅存的那几条鱼。当年没有游到另外一片水域，而现在只能无力等着被晒死，虽然心里想上岸，但实在不懂得陆地之上另一种现实的生存方式。

　　“站在悬崖边救人”

　　“当年和你一起出来闯荡江湖的人还剩下多少？”姜炳耀伸出手想一个个细数，然而想了许久，终于说：“似乎都不在了”。

　　如果说母亲构成了龙哥的内心力量，姜炳耀则认为“我的命是笃信教会的妻子和神搭救的”。“但这整个过程太困难了，自我的力量再强大，如果外面的阻力很大，很多人还是过不去的。”

　　姜炳耀就差点过不去：“我记得当时我去了家连锁超市面试，是一份在货仓搬运货物的工作。要填一张表，其中一项是‘你有否刑事记录’，那我就问经理，‘我昨天才出狱……那要怎么填？’他说，‘那不用填了，我们不会雇用你的。’当时觉得，好像没有容身之所，没人会接纳自己。再找第二份，想坚持下去，却听到周围有很多闲言碎语，‘看他什么时候又会走回头路，这样的人没用的了’。”

　　“你知道那时我的感受吗？我真差点重新拿起刀来。”最后还是靠他妻子守住。“她问我，‘你知道阮玲玉是怎么死的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人言可畏’，她就是为了这几个字跳楼自杀的。如果你因为别人的话而放弃自己，不是很不值得？”

　　最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社会服务中心做杂工。“可能带有偏见，当时的上司整天 骂我，‘你到底会做些什么啊？！什么都不会做，真没用。’当时很生气的。拜托，我好歹也是个老大，你整天叫我做这种事，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还整天骂我”，“几次真的想打他一顿。又差点走回老路”。“为什么就不给个机会呢？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往那死地推呢？”

　　郑牧师很清楚自己这个教会的意义，“我们是在和过去那段日子争夺生命，就像阿力，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自杀，以前那种日子他真过够了，但他自己又走不出来了，他或许是绝望了吧，毕竟自杀是多么难的一个事情。”

　　事实上阿力的死，就如同在教会这个平静水面里，投下的一块小石，每个人各自汪着一潭涟漪。第二天，龙哥也知道了阿力的消息，他一整天的焦躁不安，便自己跑到山里的戒毒园，去看看他现在对口辅导的张仔。

　　张仔是龙哥劝到教会来的。虽然是当年一起厮杀的兄弟，然而彼此也很多年不见了。香港黑社会后来就是这样，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找机会赚钱，不同项目拉不同人干，“所以没有固定在一块”，“再加上后来我开始脱离黑社会，自然就碰不到了”。去年龙哥偶然听说他的境况去看他，已经差点认不得：萎靡、潦倒、半身偏瘫。“他是用针管直接打毒品了，那些杂质堵在血管了，如果不截肢，流到心脏和脑部就会要了性命”。吸毒又被截肢，张仔失去了在帮派混的实力，生活因而变得异常困顿。“其实他也是不得不戒毒了，这是唯一一条生路了”。

　　龙哥看着张仔，却仍旧想着刚刚失去的阿力。如果找不出阿力放弃的原因，张仔即使走过了戒毒的过程，即使也进入社会了，也可能走上阿力的道路。龙哥因此一直在琢磨自己的经历，看能否对比出，阿力到底缺少了什么？因为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龙哥也是在这个戒毒园里完成“新生”过程的。到这个教会前，龙哥尝试了各种戒毒的方法。“戒毒是容易的，几天就过去了，但是戒掉过去生活和毒品的心瘾是最难的，特别是那些曾经很辉煌过的帮派老大，总需要靠吸毒来回味旧日荣光。到这个教会来，其实是我给自己最好的一次机会，我想，如果连这次就搭救不了自己，那就别救了，该怎么死了就怎么死。”

　　这个地方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龙哥觉得是彼此经历相同的温暖，还有互相理解的支持。“我记得一次毒瘾犯了，脑子一片恍__惚的时候，他看到身边是一群和他同样刺青满身的人，在清理他刚才的呕吐物，还有几个一直靠在他身边，反复告诉他，他们理解我现在的感受，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人。”

　　“我那时候明白这个地方有什么我需要的东西了，那就是别人真正的爱，和真正能理解到你的那种支持。要和毒瘾、和过去三十多年的生活决裂，靠一个人真的不行。”

　　事实上，这正是郑牧师精心构建的链条。“我们每次帮助一个人走出来了，就会邀请他们留下来，帮助类似的人”，通过戒毒期间的辅导，和社会磨合“放养”时期的分享会，让他们“彼此相互搭救”。

　　然而这也是条危险的链条，“这就像站在悬崖边，死命拽那些往下掉的弟兄，一不小心，自己也可能跟着下去”。“教会里就有义工，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因为某些事情的受挫，就复吸了，不敢告诉家人、不敢告诉教会，又不好意思回到黑社会，毕竟前几天他还整天做宣导了。走投无路，于是就自杀了。”

　　龙哥突然记起，当自己完成整个过程，又在社会中从一个清洗厕所的清洁工，做到一个公司的部门领导时，郑牧师便极力邀请龙哥过来帮忙，当时郑牧师说，之所以找到龙哥是因为“你内心很强大的自我力量”。

　　是什么构成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那个下午龙哥不断问自己，才恍然大悟，或许是母亲逝世时，自己对无法挽回的遗憾的刻骨铭心，让他因痛彻心底而有了格外坚定的力量。那一刻龙哥也才明白，自己终究是个幸运的人，其实命运还是用伤痕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了能得以幸存下来的内心绳索。

　　尾声

　　郑牧师邀请我参加星期天举办的礼拜活动。活动是三点开始的，郑牧师早早地站在门口，焦急地等一个个鱼贯而入的人。他们大都背上刺青、身材健硕，残留着当年的痕迹。郑牧师只要还没看到谁，就追着着急问，他去哪里了啊？没事吧？是找工作的问题？和家人吵了？然后拉着龙哥商量，是否一起去他家看看。

　　等人聚齐了，音乐开始响起，郑牧师还在焦急不安地一次次巡视，心里清点着到底多少个人、因为什么原因没来。事实上每周这个时候，郑牧师最为紧张，那就像是揭开谜底的时刻，“我很怕谁又掉队了，他们可能会在各个环节上、因为各种原因掉了，一掉队，很多就回不来了”。

　　按照一贯的程序，首先是集体祈祷唱颂歌，然后会是分享会。音乐声一响，这些黑社会成员们整齐地站了起来，跟着旋律大声地歌唱，唱到激动处，许多人向上纷纷伸开双手，似乎在迎接上帝的眷顾。还有的人唱到情绪无法控制，失声哽咽。他们回想到什么：失去的亲人？遇到的冷漠？无法弥补的遗憾？他们的哭是喜或悲？

　　身旁站着的那个身材矮小的郑牧师，此时低着头，皱着眉，轻声在祈祷着。他应该算清楚了，今天有多少人没来，关于这群人的可能命运，又一次次缠绕着他的思绪。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他担心这次没回来的那几个人，是否有人，可能选择和阿力一样的路。

　　“愿主护佑，这所有卑微的魂灵。”唱完颂歌，郑牧师这么祈祷。

　　(文中阿力和张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