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巴黎是爱书人的天堂，而在巴黎的每一个小书店里，常常会有一位有故事的店主，譬如当地华人熟知的友丰书店。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

　　在其他的城市里，旅行者是看风景的人；而对于巴黎而言，任何一个一只脚踏进这座城市的陌生人，立即踏入了一席流动的盛宴，你在看风景，你也是风景。

　　我原本就计划好了到巴黎后要探访一轮中文书店，结果没想到却因此拜访了友丰书店的老板潘先生。

　　在北京时，我托朋友替我引荐在巴黎的中文书店经营者，他第一个推荐了友丰书店的潘先生——战后最早在巴黎推广中国文化的华人、拿过中法文化交流领域里两国政府颁发的无数荣誉，后来干脆自己直接在巴黎就开了家友丰出版社。

　　我冒昧地直接拨通了潘先生的电话，几句话介绍完自己的身份，话筒那一头是爽朗痛快的回答。“行，明天下午2点后，我都在店里。你来吧！”

　　我撂下电话手心还在微微发热，那是兴奋，为这个不设防的城市。

　　第二天一早，接到了铃铛的电话：“我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你认识吧！”

　　就这样我又认识了小韵。

　　比之铃铛，小韵已经明显法国化了，打扮得像真正的巴黎女郎一样时髦。一顶经典的圆桶呢帽、黑长发；下面是透明宽边眼镜架、单眼皮；穿黑色钟形七分袖大衣，再配上中国刺绣的丝质手袋，带着冷酷的优雅。

　　她之前在上海也是一位时装设计师，认识了当时的法国男友后，随他一起回法国旅游。两人到了巴黎，大概受不了花都浪漫吧，男友当即求婚，两人一起欢天喜奔到市政厅登记注册，就这样嫁了一个法国人。婚后先生决定带小韵随返回巴黎定居，但由于事发突然，小韵并不会法文，只能在家跟先生讲中文，法语和社交圈子都进展缓慢。小韵说自己在法国的整个状态就是“有时间，缺朋友”。

　　如今她正在申请索邦大学的法语学习，得知我要去友丰见潘先生，雀跃不已，再三强调要一起同去——因为友丰就在索邦大学旁边，并且潘先生本人还是索邦大学1970年代毕业的佛学博士。

　　随即，她对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兴趣。我倒是简单，三句话能说完。一个自由状态写字的人，包括随时接受变化(至少主观上)；包括对生活责任自负；包括还能有选择地做喜欢的事情、见喜欢的人、去喜欢的地方。我觉得这就够了，挺体面。

　　巴黎知名的中文书店有三家，凤凰、友丰、燕京，临行前做了点功课，正好跟小韵一一道来：

　　“凤凰书店”位于3区，其实就在蓬皮杜中心的附近，但有点难找。在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我盲人摸象一样穿过好几条不知名的巷子、四处举着地图问人才找到。中文“凤凰书店”的招牌在大街上很显眼，连地下一共三层，里面的办事人都能说中文，全部彬彬有礼。那一区书店极多，随便推开一家门进去，迎面上来的都是笑脸，空气里浮动着书香。

　　“凤凰”有40多年历史，是法国、包括欧洲最早的中文书店，创办人贝热龙先生 (RégisBergeron)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曾经作为“外国专家”在北京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是研究中国电影的专家。返回巴黎后创办了“凤凰”，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为法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提供参考资料。

　　早先凤凰只有地下一层，慢慢越做越大，成为了今天的楼上楼下三层。一层大部分是汉语学习教材、中、英、法三种语言的一些杂志；地下一层是中国传统文化大杂烩，包括武术、阴阳、风水、中医、烹饪、儿歌林林总总；二楼则比较偏知识分子口味，包括中国问题研究的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受关注的中国古典文学、当代文学、以及一些国内出版的文史哲类书籍。我翻了翻文学架，除了传统的“四大名著”外，当代文学里在架上最常看到的是余华、贾平凹、苏童和莫言；我去的时候，《狼图腾》霸了文学类整整半排。我一边看，心里有着些微的遗憾。

　　燕京书局是另一种类型，主打旅游人群，我没有去过。书店在巴黎市政府附近，老板是赴法留学之后一直在旅游业的陈超英、李晓桐伉俪。据说夫妇俩也常跟国内文艺界的作家交好，偶尔会组织读书会、作者见面会，积极推介中国作家。但就售卖的书籍而言，还是中文版的旅游指南、游记等为主。

　　最后是友丰，在巴黎的华人知识分子和汉学专家里赫赫有名，藏在索邦大学旁的一条小巷子里。创始人潘先生，上世纪70年代初在索邦大学学习法语和神学，毕业后不愿走，索性自己开了家书店，内容涉及中国文化、汉语学习工具书、文学类、画册等等。随后又成立了友丰出版社，一部分出版自己策划的书，另外则是购入版权，以英、法语言组织翻译的中文畅销书，一做就是三十多年。

　　现在友丰出版社已经是法国规模最大的专业出版中文图书的出版社，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驻法使馆，都到该店订购中文图书，几乎可算做是中国文化非官方向欧洲辐射的一个小小中心。

　　时间还早，我和小韵约好在索邦大学附近走走。

　　索邦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始建于1253年，至今已有差不多800年的历史。最早为贵族的神学教育学校，1255年在路易九世的支持下，由一名神父买下，当年开学时只有16名贵族学生，所传授只有神学、医学、哲学以及艺术四门学科。差不多八百年了，索邦的法文教育、神学以及哲学至今仍然保留着全欧洲最高水准，对人文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在世界级的大学里也屈指可数，是令法国人下巴总高高抬起的那一点底气。因为它的存在，连其所在的拉丁区也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气氛，街角的书店比比皆是、露天二手书摊前也总是人头济济，路上匆匆而过的尽是抱着书本的年轻学生，白发教授也乐意咖啡馆里答疑解惑。

　　漫步在索邦门前，几座教学主楼并不特别高大，八百多年的老建筑却风貌不改。小韵所申请的语言学校，不过是请了索邦的教授，在附近另外的地方张罗上课，类似今年全世界著名大学都热衷的一些外延服务。索邦本身很小，几乎就是几座古老建筑围起来的小区域，却管理严格——人进人出需要出示证件，谢绝游客参观，即使是本校学生，一旦毕业了也不能随意进出，需要有来访理由才被允许进入。

　　好在索邦周围有密布的小巷子、咖啡馆、小商店。和小韵边走边聊，又在附近书店里四处张望，不知不觉抬腕一看，才发现已经是午后3点了——急得跳脚，赶紧拖了小韵往友丰钻。

　　大名鼎鼎的友丰，并不如想象中打眼——在一条巷子中，只有小小不超过50平米的临街一间铺子，朴素的白底招牌，上面写着“友丰书店”。我和小韵一头扎了进去。

　　收银机后是一位看起来年纪约莫四十的男子，我张口即问：“请问潘先生在吗？”

　　“小姐，你迟到了1个小时哦！”男子慢吞吞地抬起眼睛来，鼓着肚子吐出来这么一句台湾腔。然后扭转脖子，对着店里扬了一声，“潘先生，客人来了。”

　　一位个头不高、精神气却很活泼的老先生走出来，笑咪咪地瞅了我一眼。实在是紧张加上羞愧，没等老先生站定，立即一连炮地自我介绍，又解释为什么会迟到，还附带介绍了工作状况……

　　等我机关枪一样短平快的话蹦完，老先生才慢慢说了一句，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说罢便施施然往书店外走。

　　我虽然有点恍惚，但也知道应该随后跟上前去。

　　转个街角，一家老旧的咖啡馆，潘先生推门进去。要了三杯咖啡。

　　“咳，你们年轻人，说话做事都像这样——”他伸手在眼前比划了一下，划出一道弧线：“咻——”，“不要急嘛。坐下来喝杯咖啡慢慢说。有什么想问我的？”

　　我也顾不上冒失了。因为自己在北京也做一点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所以开始整理思路，一个个问题请教潘先生关于在中文书在法国的出版及市场。

　　“法国人第一关心的图书类别是文学，他们喜欢读小说。关于中国，我经营友丰几十年了，卖得好的还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书。”

　　“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传统的东方文化，而不是今天的中国？”

　　“你可以这么说。”

　　潘先生的眼神好像有点飘出去，自言自语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真是有冲劲。”后面的声音越来越细，“法国，是老欧洲啦……”

　　“你们现在是往前冲的年纪。就像今天的中国，说话一定要大声；法国人老批评中国人要控制全世界，哪里是呢？就是一个孩子长个儿了，迫不及待要给大家看看。我17岁到法国，生活了四五十年，中国几十年里翻天覆地，这里倒一直是没什么变化，眼看着我也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您要退休啊？那书店不管了？”

　　“我还要找接班人啊！有公司要买友丰，我一手一脚做起来，又不愿意卖给法国人，儿子对经营出版没什么兴趣，一家人搬到上海去，法国中国两地跑，年轻人有年轻人喜欢做的生意。出版是没什么太大利润的，一做就是一辈子的事。好不好，就是这几年，找到接班人我就退休享清福啦。”

　　“您丢得开么？”

　　我这问题大概是问得太不上道了，他笑。“我在索邦学得是佛学。佛经说，放得下。”

　　聊了一阵子，天色已晚。老先生一时兴起，说：“你刚来巴黎吧？想不想念中国菜？我请你们去13区吃牛肉面吧！”

　　我和小韵对视一眼，不敢相信老先生如此厚待我们，当即欢天喜地地答应。

　　潘先生返回店堂收拾，要等到7点书店打烊、他亲自锁上大门才能走。店里客人多，空间狭窄，我们在店外等待他。

　　早先收银机后面的男子慢慢踱出来，见我们俩站在门口，像龙猫一样用短手挠挠头顶，跟我们说话：“咳！你们两个女孩子，一个电话约了潘先生就迟到一个小时，急急忙忙赶过来，踏进店门就噼里啪啦说话。真是厉害！”

　　他边说边甩头，好像难以置信一样。我更加羞愧了，嘟囔着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又接着说：“亏得潘先生对你们这么好，还请你们喝咖啡呢……”

　　我赶紧接上话去：“我们等着潘先生，他说还要带我们去吃牛肉面。”

　　龙猫绕了我们一圈，像是要把我们俩搁到一把大秤上掂量下份量：“看样子老先生今天还真高兴。他平时都不爱搭理人。13区的牛肉面可是好吃哪！”

　　七点钟，等最后一位客人踏出门，潘先生摸出钥匙，在昏黄的路灯下一层层锁上大门，我想这动作他已经做了几十年。而身后不远处黑森森的建筑是存在了八百年的学堂，路人低语穿梭而过。我们坐上潘先生的车，他一抬手开了车里的音响，期期艾艾唱出来的正是邓丽君的中文老歌。

　　“跟老袁聊天了？”

　　“啊？”

　　“就是跟你们说话那先生，是个老书袋了，在索邦拿了四、五个博士学位。你们大陆的《南方周末》几年前还采访过他。有人就是喜欢念书念一辈子，一辈子对着书就啥也不想了。”

　　“看不出来呢，真是冒昧了。”

　　“他只来我这里帮半天。小小一个友丰，待过的奇人怪人多着哪。”他又边摆头边笑，“你们年轻人哪里会知道……”然后善意地关照，“要是以后在巴黎觉得闷，可以到我店里坐坐，跟老袁聊聊天，他有着一肚子见闻。”

　　潘先生双手松弛地搭在方向盘上，嘴里随着音响轻轻地哼着小调；汽车像鳗鱼一样平稳地游动13区灯红酒绿的街道上，夜色浓浓。这里一片是华人区，也是在巴黎生活多年的老华人慰藉乡愁的地方，一排排中国字招牌的店铺在夜色中飞快往后驶去，一曲终了一曲又响，这次是彭丽媛欢快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来自喜气洋洋年轻的中国。潘先生絮絮叨叨地念着一些陈年往事，无名小卒、大人物，往来过往在他眼里不过是故事一场；不像新知，倒像是中间离别了好多年、因为年头久远变得生疏的老友。

　　我想这并非我的特殊待遇，对于一些一生见惯了过客的人，无论新知旧识，只要错身而过说得上三两句话，便是薄酒一杯缘分一轮，像乡下的流水席，自顾自地转动下去。

　　这是在巴黎，我们都在这流动的盛宴中。